文／常立
　　
　　《让子弹飞》在中国电影的大地上无可争议地掀起了一阵“子弹风”。子弹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子弹风一掠而过之后会怎样？则是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如同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而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却是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子弹是什么？
　　影片一开始，张麻子就射出了一串子弹，兄弟们喟叹没射中，张麻子悠悠地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是一个违反物理规律的场景，子弹从一开始就不是物理世界的子弹，而是象征世界的子弹。从基本的故事层面，子弹象征着敛财的手段、权威的标志和复仇的工具；从人物的潜意识层面，子弹象征着颤栗的快感；从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子弹象征着革命的信仰和乌托邦的理想——小凤仙（奇女子）、松坡先生（蔡锷）、黄四郎收藏的美制炸弹（辛亥革命时引爆的第一颗炸弹的同胞兄弟）、张麻子的执政纲领（公平，公平，还是公平）……这些细节都重复指向革命这个潜在的主题。
　　革命在“娱乐至死”的今天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美好的乌托邦理想都被赋予了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多数情况下，多数人否弃了希望和梦想，仿佛它们就是幼稚、冲动、羞耻和破坏性的同义词——如同影片中的大众，前瞻后顾，抱着谁赢就跟谁的功利主义态度。于是，我们的时代中人又再度成为二百一十年前柯勒律治所指称的时代中人——“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柯勒律治写信给诗人华兹华斯说：“我希望你能给这样一些人写一首诗……”，他希望诗歌能向精神萎靡和思想驯服掷去匕首和投枪。在今天，他也许会写信给导演姜文：“我希望你能给这样一些人拍一部电影……”
　　于是，就有了《让子弹飞》。但是子弹飞过之后怎样？
　　四百多年前，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高举骑士精神的大旗，在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他成为最高贵、最善良、最富有理想的人，临终前他忏悔了，认为自己不该迷恋骑士传说。八十五年前，鲁迅笔下的涓生，怀着革命的信仰和乌托邦情怀，成为旧制度、旧礼教的叛逆者，大胆追求新爱情、新生活，时过境迁之后他后悔了，“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2010年末姜文影片中的张麻子呢？革命成功颠覆霸权之后，没有金钱和地位，没有美女和兄弟，连屁股下面的一把椅子都被人拿走了，只留下一人一骑，一个孤单的背影。他后悔了吗？（当然没有。）
　　八十五年前，鲁迅“这样的战士”准备好了匕首和投枪，但却发现自己冲杀于“无物之阵”，深感无力，他茫然了。八十二年前，布努埃尔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者在大衣口袋里装满石子，去参加自己影片《一条安达鲁狗》的首映式，他准备用尖锐、古怪、残酷的影像去挑战中产阶级平庸的审美趣味，他准备用石子回击每一个中产阶级观众的怒骂和殴打，但他赢得了中产阶级的满堂喝彩，他茫然了。2010年末的姜文，在《让子弹飞》中犀利地揭示了群众的麻木、盲目、功利和非理性（正是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所做的），但也同样赢得了群众的掌声、笑声和票房，他茫然了吗？（当然没有。）
　　乌托邦情怀不是只有伤感的一面，还有另一种积极的情感。堂吉诃德在忏悔中离我们远去，但他疯魔中消瘦的背影却庇佑和鼓舞了四百年间一个又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践行着个人的理想。涓生在忏悔中离我们远去，但鲁迅在重病时写下的遗嘱“一个都不宽恕”，却彰显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和力量。张麻子如同儿戏般的口号“公平，公平，还是公平”的背后，却有着严肃的政治诉求，在如同儿戏的娱乐中，留下思想的种子，在一个“反乌托邦时代”，反偶像崇拜式的乌托邦情怀，仍能感动和激励一些人为了梦想奋勇前行。毕竟，人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余华），他还应该在“一个诗意的世界”（王小波）中活着。
　　黑泽明的《七武士》中，落魄武士帮助农民战胜马贼之后，幸存的老武士看着旋即忘却战争、投入日常生活的农民说：只有农民是永恒的，我们只是大地上一掠而过的风。
　　一点不错，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日常生活是永恒的，繁衍生息、辛勤劳作是永恒的，乌托邦情怀像子弹一样飞过天际，像烟花一样绽放光芒，但子弹会坠落，烟花会熄灭，乌托邦情怀终究只是大地上一掠而过的风。
　　但是，大地上，真的不能没有风。